美国是目前全球“科技-产业-金融”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之一，通过政府政策支持、科产金主体协同等，吸引了全球半数以上的投资，在高性能计算、合成生物等领域产生一批“从0到1”的重大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诞生了SpaceX、OpenAI等一批全球顶尖独角兽企业，为美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打下坚实基础。本文通过对美国“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情况做梳理，系统分析其在政策制度、主体协同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强化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形成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第一动力、金融资本为源头活水，带动高技术产业蒸蒸日上的有效路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美国注重发挥各类政策工具的联动作用，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成果保护等政策，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金融支持创新营造良好环境。具体看，该政策体系呈现“点面结合”特点，既通过普惠性的税收优惠、财政投入、资本撬动，高效调用美国科技界、产业界、金融界优势资源，从“面”上为科技公司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又通过法律和法规、信贷资金、政府采购等有侧重的“点”上精准支持中小科技公司，实现了资源高效配给。

  （一）美国联邦政府发挥“有形的手”关键作用，为产业科学技术创新提供“面”的支持

  财税政策方面，美国通过政府预算和税收优惠为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创新提供普惠性支持。美国财政中，研发资产金额的投入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联邦预算法案》明确了政府资金对于科技研发的支持。根据2024 财年预算方案，研发预算达到历史最高的2100亿美元，其中，能源先进研究计划署（ARPA-E）预算增加38%，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预算增加近15%，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ARPA）预算增加8%，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预算达486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注重为广大公司参与创新提供支持。2017年特朗普政府出台《减税与就业法案》，将普通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到21%。此外，美国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高技术产业也给予了全力支持。2022年8月，美国颁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提供约527亿美元资金的产业补贴，其中390亿美元用于建设扩大或更新美国晶圆厂，11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的研究和开发，同时规定在美国建立芯片工厂的公司能够获得25%的税收抵免。

  金融政策方面，通过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高效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公司进行前沿技术、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进程。1958年颁布《小企业投资法案》，批准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启动“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通过私人投资资本、信用担保杠杆资金以及特殊的比例的养老基金参与中小企业投资，为中小企业获得权益资本和长期贷款奠定了基础。1974年颁布《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将风险投资总税率由49%降到20%，1978年又将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为28%，进一步刺激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为风险投资长期支持高回报的科学技术创新铺平了道路。中情局下属非营利投资机构In-Q-Tel通过在国家技术需求、提供技术的初创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三者间建立桥梁，对关键技术攻关或前沿颠覆性研发技术进行有的放矢的资金支持，有效地解决了政府部门与创业企业、长期资金市场脱节的问题，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保障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形成了涵盖知识产权、成果转移等较为体系化的支持。联邦政府先后制定《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以规范科研市场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国家竞争性技术转让法》等破除公私创新合作壁垒，充分调动政府、高校院所、企业等各方积极性，极大提高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此外，联邦政府还注重保护本土企业。不仅通过“首购”制度，为初步面世、处于试销阶段的新产品做“背书”，还于2021年签署《购买美国货法案》行政令，强制性要求一种产品至少有5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本土，才有资格成为联邦政府的采购对象，形成对创新产品的有力支持。

  信贷支持方面，联邦政府为中小公司可以提供多渠道的贷款支持。一方面，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公司可以提供信用担保，主要项目有7(a)贷款项目、CDC/504中长期贷款项目和项目。其中，7(a)贷款项目是针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最普及、占比最大的贷款担保产品，对于15万美元或以下贷款，担保比例为85%；15万美元以上贷款，担保比例为75%。CDC/504中长期贷款项目面向成长期小企业提供用于土地和建筑等主要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贷款。项目主要面向初创期小企业，由SBA先向中介机构提供资金，再由中介机构审理企业贷款需求，提供单笔不超过3.5万美元、最长期限为6年的周转性贷款。另一方面，SBA建立了7(a)贷款证券交易市场，发放贷款的机构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贷款中有SBA担保部分产生的现金流。贷款剩余的无担保部分，可以打包作为底层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并以资产支持证券（ABS）的形式出售。此举使得相关贷款资产具有流动性溢价，提高了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

  资金支持方面，联邦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具有商业化潜力的研发活动。SBA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STTR）两大专项计划，将联邦机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风险投资机构等连接起来，为中小企业科学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和渠道的支持。在已持续实施的40年间，每年向4000家小企业补助约40亿美元，如1987年向高通提供了部分关键启动资金，加速私人资本来源渠道的开辟。一方面，SBIR和STTR对支持中小企业创新进行明确规定。SBIR规定，凡是超过1亿美元的政府对外委托项目，需将其中3.2%的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STTR则规定，凡研发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部门，需将其中的0.15%（国防部为0.45%）划入研发基金，直接资助中小企业与非营利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发和技术转让。另一方面，两大计划一般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在半年内确定研发技术价值、可行性和商业经济价值，最高资助可达25万美元。第二阶段是为期两年的研发过程，年度资助额度通常为75万美元。第三阶段即要求研发成果商业化，此阶段SBIR/STTR计划将不再给予资助。

  政企合作方面，联邦政府推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SBA专门成立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办公室，加强与国防部、NASA等政府机构的合作，帮助小企业获得政府合同和大型联邦采购中的分包合同，促进技术产品转移转化。此外，1990年推出先进的技术计划（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鼓励大中小企业与大学、非营利组织等成立技术合作联盟，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联邦政府资金和产业界配套资金，在生物科学技术、纳米科技、信息科技等领域开展具有高度创新性和风险性的研发活动，并降低金融风险，同时为小企业的技术推广提供便利的市场渠道。

  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作为产业、科技、金融的微观主体，通过协同联动，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一同推动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企业作为产业科学技术创新的组织核心，主导产学研金融合，通过研发、战略、资金等的联动，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前沿创新方面。企业面向前沿领域开展科学技术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给予金融界支持科学技术创新的信心。2021年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经费中有近22%的比例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远超中国、德国等国家。其中，OpenAI就是典型代表，其长期高投入进行GPT、CLIP等AI领域前沿算法模型攻关，2022年总计投入超5亿美元，与热衷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的风险投资机构不谋而合，科学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实现耦合。

  上下游协同创新方面。美国以产业链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为引领，带动上下游科技公司开展协同创新，依托产业链供应链撬动社会资本，提高金融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助推重点产业实现技术跃升。谷歌、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巨头通过与前端技术供给、终端设备制造及服务厂家构建互相依存、深度扭抱的技术商业生态圈，实现协同创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并通过自身对上下游投资的标杆效应带动风险投资对AI超算、芯片设计等进行持续输血，迅速实现一系列重大突破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产学研联动创新方面。美国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主体联动，强化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构建“技术+金融+应用”的高效循环模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加入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CUbit量子倡议，联合高校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开展多体量子态设计、光镊与量子模拟结合等攻关，同时也加强与金融机构、科技服务中介等多主体合作，加快技术在量子雷达、超光速军事信息网络等实战中的应用。

  美国的科研机构主要由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政府科研机构下属的联邦实验室（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杜克大学等高等院校组成。他们通过技术许可、技术转让、衍生企业协议等方式与产业界进行深度联系，充分的发挥人才设施的优势，推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有机结合，与企业、风险资本等紧密互动，一同推动科技成果向经济价值的转化。

  联邦实验室方面。美国通过广泛设立实验室嵌入式创业项目，为初创团队提供最先进的实验设施，促进顶尖创业型科学家和工程师进入实验室开展早期研发和产品商业化。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回旋加速器之路项目，自2015年起，已经对近30名创业者给予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启动资助，吸引超5000万美元的项目早期资助，并解决了初创企业缺少理论验证环境的难题。其中，2021年，初创企业FLO Materials在材料科学实验室的帮助下对新型可回收塑料进行低成本验证，回收效率超过90%。

  高等院校方面。美国高校面向产业一线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与企业紧密合作开展成果转化，加速技术商业化进程。斯坦福大学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对企业开放大学实验室，形成“学术-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衍生出超千家企业，并以产业实际的需求为导向形成了涵盖孵化基金、风险投资、法律咨询等的创新链条服务体系，为硅谷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此外，杜克大学、北卡教堂山分校等著名大学将自身科研人才、学科优势同北卡州化工纺织、工业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高端化的转型需求紧密相连，与当地超过90%的企业建立研发合作伙伴关系，年均吸引近4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通过市场应用反馈实现分析仪器、清洁能源技术等高的附加价值技术产品的快速研发应用和价值创造，助力北卡罗来纳州经济总量由全美倒数第五跃升至全美前十。

  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形成了成熟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充分的发挥价值判断功能，在科技和产业之间搭起“桥梁”，通过银行信贷、证券市场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灵活的风险投资环境有力地支持了不同阶段的科学技术创新和初创企业成长。

  银行信贷方面。由于传统商业银行以稳健运营、风险控制为开展业务的主要原则，与科技型企业的“轻资产、高风险、高成长”特征不匹配。为越来越好服务于不同发展周期、研发阶段的科技型企业，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科技银行对现有银行的金融功能进行创新和完善，充分的发挥渠道支持作用，将银行贷款、风险投资、资本并购相结合，形成“投贷联动”的支持模式，极大地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长期资金市场方面。美国的长期资金市场经历多年发展，已形成由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区域易所、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和地方性柜台交易市场的金字塔型结构。其中，场外交易市场上市门槛较低，为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产业、医药健康产业等企业创新提供便利的融资平台，极大地满足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直接融资和创业风险资本退出的需要。同时，资本市场建立了“自愿升级、强制降级”的转板制度，并可实现跨级转板。这一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证券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作用，有利于提高上市科创公司整体质量，形成对硬科技的准确价值判断，促进长期资金市场对企业创新进行长期支持。

  风险投资方面。风险投资与科技型企业共生繁荣，通过资金撬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并分散创新过程风险。资产金额来源上，大多数美国风险投资资本来自养老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大学基金、财团、企业，以及高净值人群，资产金额来源多元化特征显著。20世纪80年代后,养老基金开展风险投资的比例逐渐上升，这种机构投资的人为科学技术创新带来了持续性的资金支持，引导初创企业重视长期研发技术而非短期经济效益。资金投向上，美国风险投资遵循“投早”“投小”原则。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中，其研发投入85%来源于风投资金。近年来，美国风险投资向天使和种子期的投资次数占比逐步增加，自2012年起占全部投资次数的比重均超过40%，投向企业首轮融资的次数占全部投资次数的比重保持在30%左右，有力地支持了初创期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美国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源地，是全球生物制药行业的领跑者，拥有多家世界上最成功的生物制药公司和最先进的技术。历经多年发展，美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联邦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产学研用相互配合，多元化金融资本为产业快速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政产学研用金合力推动前沿技术突破与市场应用。

  一方面，联邦政府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本制度保障。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政府先后制定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国家卫生安全战略2019-2022》《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关于推动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安全和有保障的美国生物经济》等，推动全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此外，共有15个州制订了生物医药专项发展的策略，8个州制订了重点发展生物科学科技或经济发展的策略，为科研机构、企业等利用政府资源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在《税收优惠简化和公证法案中》中，明白准确地提出针对罕见病的治疗药物，其临床费用的一半予以减免。此外，马里兰州规定本地区生物医药投资的人能按照投资金额的一半进行抵扣以吸引更加多金融资本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的专业组织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1993年，美国工业生物技术协会（IBA）和美国生物技术厂家联合会（ABC）合并组成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该组织集生物技术工业 生产、研发、贸易、投融资为一体，为全球1200多家会员单位提供产品宣传、业务拓展、融资对接等服务。此外，政府支持生物技术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发展，提高生物技术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并为生物医药公司可以提供投融资和生产管理服务。

  二是大学注重技术突破并加强产学研合作。2021财年，美国高校在研发方面投入超860亿美元，近51%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波士顿地区鼓励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向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有偿共享实验室、高级试验设备等科研设施，不仅促进高校生物技术的转化和溢出，也拓宽高校获得科研经费的渠道，提高区域科研效率。

  三是大中小企业实现融通创新。以基因泰克、默沙东等为代表的大型生物医药公司对Versanis Bio、Skyhawk Therapeutics等研发强度高、具有领先技术的中小企业进行合同外包，充分的利用大型成熟药企雄厚的资金实力、临床开发能力、量产推广能力、注册上市经验、辐射全球的经销网络和供应链，加速创新药的上市推广。

  一是丰富的财政资金。联邦政府通过多渠道的资金扶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创新。2023年，生物医学领域的财政经费达到3000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达到900亿美元，应用研究达到1100亿美元，剩余1000亿美元将支持技术转化，包括药物开发、器械开发等。此外，联邦政府及州政府通过各类基金支持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研究。如，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究基金采取竞争性申请、政府无偿支付的方式来进行支持，以是否有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作为重要评判标准，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

  二是充足的风险资本。2021年，美国生物医药企业所获风险投资额度为366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近61%。2022年生物医药企业在创投早期阶段（B轮及以前）次均募资金额约4000万美元，私募中后期阶段，次均募资金额增至1亿美元。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形成了富达投资、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基金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高效合作的PPP模式，为园区内初创公司可以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

  三是证券指数撬动行业投资。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围绕纳斯达克生物科学技术指数（NBI）和标普生物科学技术精选行业指数（SPSIBI）建立了22只生物医药领域的ETF，总资产达210.61亿美元，大幅度的提升了金融市场中生物医药企业的活跃度，撬动更多资金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

  四是并购资本增强企业竞争力。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已步入成熟阶段，并购成为获取前沿技术的重要方法之一。如，2022年，安进以278亿美元和37亿美元分别收购Horizon Therapeutics和ChemoCentryx，加强其在免疫疾病、炎症药物等的研发实力。同年，辉瑞以116亿美元和54亿美元收购Biohaven Pharma和Global Blood Therapeutics，拓展其在血液疾病、偏头痛等治疗药物的市场。

  从美国科技、产业、金融交互循环的实践上看，战略政策组合促进资源协同配置，不一样金融工具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键节点、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相互适配，金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耦合，形成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美国政府通过打好资金、成果保护、人才等政策组合拳，为创新主体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设立SBA等机构或部门，加强对金融、科技与产业所有的领域的资源统筹，对市场错配和失灵进行相对有效补位。中国应加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顶层设计，瞄准重点领域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突破口，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运用政策组合拳，全方面提高资源整合配置、社会资本撬动、创新活力激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能力，形成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支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

  美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致力于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高的附加价值前沿技术创新吸引大体量市场投资，进而形成行业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技术产品产业化商业化一条龙突破。此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产业通过市场反馈将技术供给与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紧密相连，不断丰富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有机结合，加快技术产品迭代完善。中国应增强科技领军企业在战略性、先导性、原创性技术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组建需求快速反馈、资金精准扶助、技术共研共用的创新联合体，以产业一线需求为导向，进行产业链上下游“航母式”发展和生态式突破。

  （三）金融市场实现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功能互补，形成对创新的长效支持机制

  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成熟金融市场为科技型公司可以提供上市融资、创业投资、投贷联动等多元化融资渠道，满足创新不同阶段关键节点的资金需求。中国应借鉴美国在长期资金市场建设中的做法，兼顾效率与安全，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实体产业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挥科技财政和科技金融共同发力的政策效应，降低科创企业信用贷款融资门槛，开发一批个性化、定制化金融理财产品服务。同时，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及敏锐嗅觉的风险投资机构，吸引一批有实力、国际化的天使投资、股权投资和并购资本，提高金融机构精准识别高价值、高发展的潜在能力科技公司的能力，以耐心资本支持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