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凌晨四点，陕西省商县仁治乡龙潭村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杜长英轻手轻脚地从土炕上爬起来，生怕惊醒身旁的妻子。但王秀芹还是醒了，她揉着眼睛坐起来：这么早就要走？

　　得赶早集才能卖个好价钱。杜长英边说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外套。外套肘部已经磨薄，妻子细心地打了两个补丁。

　　王秀芹点亮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在土坯墙上跳动。她往杜长英的布兜里塞了两块玉米面馍馍，又加了一小撮咸菜：路上吃，早点回来。娃的文具盒坏了，答应晚上给他修的。

　　杜长英拍拍布兜，咧嘴笑了，额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刻：知道嘞，卖完就回。两只猪崽应该能卖八十多块，秋后攒够了就能盖间新房了。

　　凌晨的空气中带着麦苗的清香。五月的龙潭村，麦子已经抽穗，青中带黄，在微风中荡起层层波浪。杜长英打开猪圈门，两只百来斤的猪崽哼哼唧唧地走出来。他熟练地用竹竿引导着猪崽往村外走。

　　在村头的歪脖子柳树下，他遇见了同村的姜三合。姜三合也赶着两只猪，正蹲在路边系草鞋带。

　　两人结伴而行，沿着黄土路往县城走。晨光微熹，远处秦岭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路上偶尔有早起干农活的村民，互相打着招呼。

　　到了县城，集市已经人声鼎沸。猪市在东头，两人费了番功夫才把猪赶进围栏。买主们围着围栏转悠，捏捏猪的脊背，掰开嘴巴看牙口。

　　杜长英的猪崽卖得顺利，不到中午就成交了。买主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从腰包里数出八十三元五角递给他。杜长英将钱仔细叠好，塞进内衣口袋，还特意拍了拍才安心。

　　集市东头有家面摊，两人各要了碗臊子面。面摊老板认得他们是龙潭村的，特意多给了一勺辣子。

　　吃完面，杜长英遇见同村的王满仓。王满仓在集市上卖竹编筐篓，摊前围了几个挑货的妇人。

　　杜长英想了想，确实该去造纸厂把之前的账结了。他告别王满仓和姜三合，独自朝城西的商县造纸厂走去。

　　王秀芹开始坐立不安。丈夫是个顾家的人，从不在外过夜，就算有事耽搁也会托人捎信回来。她让大儿子去亲戚家问了一遍，都说没见着。村里人猜测可能是去外地做生意了，但王秀芹知道丈夫不会这么做。

　　第十天，王秀芹眼眶通红地找到杜长英的哥哥杜长年。杜长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比弟弟大五岁，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仁治乡派出所是一间不大的砖瓦房，民警赵成柱正在整理档案。见两人进来，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有什么事？

　　杜长年说明了情况。赵成柱记录着，眉头越皱越紧：杜长英？这是最近第几个了？杨峪河乡的姜三合，刘湾乡的程振勇，都是青壮年劳力，奇怪了。

　　赵成柱翻看记录本，突然想起什么：前两天有个矮个子男人来领过油票，签的是杜长英的名字。我问他是谁，他说是杜长英表哥。

　　龙治民是龙潭村有名的怪人。四十二岁，身材矮小，背微驼，平日里沉默寡言。妻子闫淑霞双腿残疾，只能靠板凳挪动。夫妻俩住在村西头一座破旧的土坯房里，很少与村民来往。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杜长年带着三个亲戚直奔龙家。四人沿着村间小路走着，越往西走越是荒凉。

　　龙家宅院孤零零地位于村西头，四周杂草丛生，几乎淹没了小路。土坯围墙有多处坍塌，像是被遗弃多年的废墟。木门歪斜着，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推门进去，院里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破旧的农具、散乱的柴火、几个看不清原本颜色的塑料桶。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像是腐烂物和劣质烟草的混合味。

　　龙治民慢悠悠从屋里走出来，穿着沾满污渍的蓝布衫，手里拿着旱烟袋。他眯着眼睛打量来人，眼神在杜长年脸上停留了片刻：啥事？

　　龙治民眼神闪烁了一下，用烟袋锅敲了敲鞋底：杜长英？没见着。他欠我二十块钱，说是用油票抵债。

　　正当双方对峙时，院里又进来几个村民。他们是来找姜三合的——一个月前，有人看见姜三合最后出现在龙家附近。

　　村民们注意到，龙治民的妻子闫淑霞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地织着毛衣。她双腿畸形地蜷曲着，身边放着一对木制小板凳，用来移动身体。她对眼前的争执毫无兴趣，专注地看着手中的毛线针。

　　杜长年趁人不备，悄悄推开房门朝里瞥了一眼。屋里昏暗不堪，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微弱的光线。地上堆满杂物，隐约可见一些暗红色斑点。更让他心惊的是，那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似乎更浓了。

　　争执中，村民们强行推开房门。屋里比想象中更加肮脏杂乱，炕上的被褥油光发亮，地上散落着各种杂物。杜长年注意到墙角有一把铁锹，上面沾着暗红色的污渍。

　　更令人起疑的是，院子东南角有一片新翻的泥土，与周围地面明显不同，泥土松散，没有长出杂草。

　　当铁锹破开土层时，一股浓烈的恶臭冲天而起。首先出现的是一只人脚，已经腐烂见骨，接着是一具男性尸体，面目难辨。紧接着，第二具、第三具...

　　现场顿时大乱。有人尖叫着跑出去，有人当场呕吐。杜长年强忍恐惧，立即派人去报警：快去派出所！出人命了！

　　仁治乡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看到坑里的情形，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民警也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立即封锁现场，派人火速上报商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王扣成带队火速赶来。吉普车在黄土路上扬起漫天尘土，惊起了路旁的麻雀。

　　王扣成四十出头，办案经验比较丰富，但看到院里的情形还是脸色发白。他立即组织现场勘查。

　　初步勘查发现，院子里有两个埋尸坑。东坑长两米，宽一米五，深约半米，里面堆放着三具尸体；西坑略小，里面是五具尸体。这些尸体头错，像是随意堆放的柴火，慢慢的开始腐烂。

　　侦查员推开龙家仓库的门，看到了更加骇人的景象。地面上散落着数十个塑料袋，每个袋子里都是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有些尸体被绳子捆绑，有些头部有钝器击打的痕迹。仓库角落里堆着许多衣物和行李，显然属于不同的人。

　　法医初步检查发现，这些死者多为青壮年男性，致命伤集中在头部，似乎是被锄头之类的农具重击所致。死亡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天不等。

　　龙治民和妻子闫淑霞被立即逮捕。面对审讯，龙治民起初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抽烟。直到警方出示在卧室搜出的杜长英的身份证和钱包，他才慢慢开口。

　　龙治民，1941年生于商县仁治乡龙潭村。父亲龙青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早逝。因家境贫寒且身材矮小驼背，自幼受尽欺凌，被称为龙驼子。

　　1962年，龙治民因偷窃生产队的粮食被劳教一年。1974年，经人介绍与双腿残疾的闫淑霞结婚。1977年，他又因打架被劳教三年。这些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仇恨。

　　闫淑霞，1949年生，幼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性格内向孤僻。两人结婚后，由于身体缺陷和极端贫困，愈发与外界疏离。

　　他们通常以招工、介绍对象或提供住宿为名，将受害者诱骗至家中。龙治民负责用锄头击打受害者头部，闫淑霞则负责配合和收拾财物。杀人后，他们搜走受害者所有值钱物品，将尸体埋入事先挖好的坑中。

　　警方开始全面挖掘龙家院落。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的变多的尸体被发现。最终清点结果震惊了所有人——整整四十八具尸体！

　　消息传出，全国震动。陕西省委、公安部先后派员督办此案。《陕西日报》记者蜂拥而至，龙潭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龙治民的心理评估持续了整整三个月。来自西安的犯罪心理学专家张文斌教授主持了这一特殊鉴定。在县公安局临时安排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与龙治民进行了十七次长达数小时的深入谈话。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完全没有办法将眼前这个瘦小沉默的男子与四十八条人命联系起来。张教授后来在学术报告中写道，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普通农民。

　　评估显示，龙治民的人格扭曲经历了漫长的量变过程。童年时期，因驼背和家境贫困，他常常成为同龄人欺凌的对象。他们叫我驼龙，往我身上扔泥巴。龙治民在谈话中偶然透露，放学路上，经常被堵着要钱，没有钱就要挨打。

　　1962年的饥荒经历是关键转折点。当时21岁的龙治民偷了生产队几个红薯被发现，不仅当众批斗，还被绑在村口大树上三天三夜。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人善被人欺。他说这线年与闫淑霞的婚姻原本有几率会成为救赎。闫淑霞虽然残疾，但识字能算，曾做过生产队的记分员。然而这段结合反而加速了两人的堕落。我们成了村里的笑柄，龙治民说，驼子配瘸子，天生一对。

　　闫淑霞的心理健康状态则呈现出典型的受虐妇女综合征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混合特征。她告诉心理学家：开始很害怕，后来就觉得他说的对。那些人都看不起我们，死了也没人找。

　　令人震惊的是，这对夫妻居然发展出了高效的杀人流水线。龙治民负责诱骗和击杀，闫淑霞负责望风和整理财物。她会仔细清点赃物，记账，甚至将受害者的衣物洗净后自己穿用。

　　有一次他失手了，那个人跑出院子。闫淑霞在一次审讯中偶然透露，是我喊住了那个人，说给他拿点干粮路上吃。

　　犯罪心理学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使得罪行持续三年多未被发现。两人相互强化对方的心理扭曲，形成了可怕的共生关系。

　　龙治民甚至在犯罪过程中发展出特定的仪式行为：他总是用同一把锄头，总是在受害者背后下手，事后总要抽一袋旱烟。这种仪式化行为是凶手用来减轻罪责感的心理防御机制。

　　案件的司法审理过程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创造了当时中国刑事审判的多个记录。仅案卷材料就达三千多页，证据清单列满了47页纸。1983年9月，商县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由于案件重大，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商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并抽调全省刑事审判骨干参与审理。

　　审判长由经验比较丰富的法官李卫国担任。他后来回忆：第一次阅卷时，我三天没吃下饭。每个受害人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

　　庭审面临诸多法律难题。首先是证据固定问题。由于尸体高度腐烂，很多受害者身份无法直接确认。办案人员不得不通过衣物、物品和失踪人口登记进行交叉比对。

　　其次是刑事责任能力认定。辩方曾提出进行精神鉴定，但被合议庭驳回。李法官解释：龙治民作案时具有完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这一点从其精心选择的作案对象、有预谋的作案手法中能够获得证明。

　　最艰难的是量刑环节。合议庭连续开会一周，争论焦点在于闫淑霞的量刑。有法官认为她作为从犯且身有残疾，可免死刑。但多数意见认为，她作为共犯，热情参加多起犯罪，罪责难逃。

　　1985年9月27日的公判大会在商县中学操场举行。来自全国23家媒体的记者、数百名群众旁听了庭审。当法官宣读长达三小时的判决书时，现场多次响起啜泣声。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龙治民、闫淑霞自1978年冬至1983年5月间，先后诱骗48人至其家中，使用锄头击打头部致死，劫取财物共计人民币1035元6角4分，粮票87斤5两...

　　在最后的陈述中，龙治民说：我认罪。但我也是被逼的。闫淑霞则始终低着头，只说了一句：我对不起父母。

　　龙治民案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深刻的社会变迁与阵痛。

　　案件调查发现，龙治民所在的生产队有13名残疾人，其中9人全年靠救济度日。当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残疾人工分评定普遍低于正常人。龙治民虽然驼背，但仍被要求干重体力活。我记得有一次挑粪，我摔倒了，队长还说我是装的。龙治民在审讯中说。这种长期积累的怨气成为他仇视社会的重要诱因。

　　二、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存在线年代初期，中国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但相应的管理服务严重滞后。本案48名受害者中，有39人是外来务工人员，27人没有暂住登记。

　　当时的派出所民警赵成柱坦言：我们乡只有3个民警，要管3万多人口。流动人口来了走了，根本顾不过来。三、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薄弱环节

　　龙潭村党支部当时处于半瘫痪状态，全村13名党员，平均岁数58岁。村支书年老多病，基本不管事。案发后调查发现，龙治民家常年飘出异味，有村民曾反映过，但没有正真获得重视。

　　1.建立农村残疾人专项保障基金2.在全省推行流动人口登记服务制度3.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机制

　　更重要的是，本案促使全社会开始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1986年，陕西省在每个县都建立了心理健康服务站，开创了全国先例。

　　西安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建国指出：龙治民案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它提醒我们，经济发展不能以社会道德和人文关怀的缺失为代价。

　　案件过去三十多年后，龙潭村建立了平安乡村教育基地，每年组织干部群众参观学习。现任村支书说：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确认和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回望这起案件，我们更应认识到：一个文明社会不仅要让每一个人活下去，更要让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不仅要惩治罪恶，更要消除滋生罪恶的土壤；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更要守护人性温暖。

　　二零一八年春天，一位老人来到龙潭村旧址。他是杜长年的儿子杜建军，如今已经六十多岁。当年的龙家宅院早已被拆除，原址上种植了一片杨树林。

　　我每年都来一次，他说，不是为祭奠，是为记住。记住人性的黑暗面，也记住那些本可以被挽救的生命。

　　风吹过杨树林，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遗忘的名字和故事。林中立着一块无字碑，没有名字，没有日期，只有风吹过时的呜咽声。杜建军站在碑前，久久不语。他记得那个五月的早晨，叔叔杜长英出门时的笑容；记得父亲杜长年寻找弟弟时的焦急；记得挖掘现场那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阳光照在无字碑上，温暖而明亮。但那碑下的土地里，永远埋藏着一个时代的痛与思。四十八个无辜的生命，四十八个破碎的家庭，成为中国刑事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一页。

　　如今的龙潭村已经变了模样。砖瓦房代替了土坯房，水泥路代替了黄土路。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但老一辈人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夏天，记得龙家宅院里挖出的四十八具尸体。

　　要记住历史，才能避免重演。村里的老支书常说，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每个声音都值得被倾听。

　　这起案件改变了中国法治的进程，改变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以忽视社会的需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不能忘记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那些逝去的生命，他们的故事已经被时光冲刷，只剩下档案室里泛黄的卷宗，和亲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但他们的死亡并非毫无意义——他们用生命警示后人：极端环境下，人性可以堕落到何种程度；同时也提醒着社会：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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